靠兩頁A4紙,他在廢墟中重建日本男籃
8月27日NBA日報晚進行的男籃世界杯小組賽第二輪比賽,日本男籃對陣歐洲四強芬蘭男籃。在落后10分的情況下,日本男籃憑借河村勇輝的出色發揮在末節上演大逆轉,98-88戰勝芬蘭男籃,取得了亞洲球隊在男籃世界杯上的首場勝利。
原本中國球迷可能更關注菲律賓男籃的表現,日本男籃的取勝無疑是在給中國男籃上強度。雖說近年來涌現了八村塁、渡邊雄太等一票狠人,但因為鮮有交手機會,因此日本男籃啥水平中國球迷心里也沒底兒。這一次,日本男籃為亞洲籃球先拔頭籌,現場的日本球迷也是動情落淚,不過中國球迷此刻恐怕心涼了半截兒。
近8年來,日本男籃水平的提升用突飛猛進來形容都算輕的了。雖是亞洲老牌勁旅,但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籃球便常年扮演陪太子讀書的角色,國內的職業聯賽體系更是一片混亂,2014年的時候,日本籃球還一度被視為日本之恥。
直到2015年,一個狠人成為了日本籃協的新任主席,日本籃球才走上正軌并迎來騰飛。如今回過頭來,倘若有籃球迷也關注足球的話,那么看到這位日本籃協主席的名字,就不會對日本籃球的崛起感到意外了。
這位主席名叫川淵三郎(下圖右),曾是日本足協主席,也被譽為是日本足球之父。
2014年11月16日,日本籃球協會收到了國際籃聯的處分通告。因聯賽體系混亂,且未在當年10月31日前完成整改,日本籃協被暫停成員協會資格,日本各級別國字號籃球隊均被無限期禁賽。
此時距離東京奧運會開幕舉辦還有6年,國際籃聯的禁令讓日本國內一片嘩然。
2008年,國際籃聯從普及籃球運動和強化籃球發展的角度出發,提出了“一國一(頂級)聯賽”的設想,后來要求各成員協會強制推行這一政策。不過這一政策在日本的推行過程中則遇到了阻礙。
此前,日本有兩個籃球聯盟,分別是日本全國籃球聯賽(nbl,Nippon National Basketball League)和日本籃球聯賽(BJ,Basketball Japan League)。兩個籃球聯賽雖然同受日本籃協管轄,但無隸屬和升降級關系,日本籃協也始終無法向國際籃聯說明兩個聯賽哪個才是國內頂級職業聯賽。
這種情況的產生,是由于之前的日本籃球聯賽球隊背景復雜,有的是企業隊,有的是職業隊。企業隊的存在意義是為了企業之間的往來與交流,成員也大多是企業雇員,屬于業余性質。企業隊對聯賽職業化這一點十分抗拒,職業隊同樣不想和企業隊一起玩。雙方都認為,一起打球無論是對聯賽的職業化進程還是商業開發都沒有幫助。
2004年,日本籃球聯賽正式分家,從此各玩各的。在國際籃聯“一國一聯賽”的設想提出后,時任國際籃聯主席帕特里克-鮑曼便注意到了日本畸形的職業聯賽體系,并多次表示關切。鮑曼還曾親自到日本試圖協調兩個聯盟合并,但收效甚微。2013年12月17日,鮑曼緊急訪問日本,并向日本籃協發布最后通牒,如果不能在2014年10月31日前合并兩個聯盟,就對日本籃協處以最嚴厲的處罰。
此時的日本籃協正在忙著內斗。日本籃協時任高級管理者中,有的原本是搞射擊的,有的是搞拳擊的。在在協會的運營商,不透明的財政狀況一直被外界所詬病;在聯賽合并和職業化的問題上,大家既提不出建設性的一件,也達不成一致,還經常出于各自派系的利益相互拆臺。
2014年6月,前日本男籃國手深津泰彥出任日本籃協主席。深津泰彥當時還是豐田汽車的工會主席和豐田汽車經銷公司的總裁,無論是資歷還是低位都可謂是重量級人物。但即便是他,也擺不平各家俱樂部和籃協內的高管們,最后深津泰彥只能在上任四個月后就引咎辭職。
到最后,就連鮑曼本人都心灰意冷了。他在公告中這樣寫道:“很遺憾,日本籃協和職業聯賽球隊不僅沒有尊重國際籃聯的意見,還抗拒國際籃聯的整改要求。情況的惡化超出了我們的預期,已經沒有回旋的余地。我們期待日本男籃和女籃都能參加2020年東京奧運會,但現在我們必須對日本各級別籃球隊進行無限期禁賽。”
國際籃聯的禁令驚動了日本文部科學省,文部科學省立即向國際籃聯保證,將采取國家干預手段推進聯賽合并工作。為此鮑曼作出回應,也將發動所有籃球界人士,幫助日本籃協進行改革,他不希望對日本籃協的禁令對日本籃球的發展造成災難性的打擊。
同時,鮑曼也再一次設定了deadline:2015年6月。如果到時候兩個聯賽還沒合并,里約奧運會日本男女籃也別想玩了。
文部科學省很快與國際籃聯合作成立了“日本2024特別工作組”。在討論組長的人選時,無論是文部科學省,還是國際籃聯,都一致建議由日本足協前主席川淵三郎擔任組長。
此時,川淵三郎對此還一無所知。早在工作組成立的幾天前,日本男籃時任主帥小浜元孝便來訪問川淵三郎,并委婉地說道:“如果不能推進兩個籃球聯賽合并,我們可能要被排除在奧運會之外,就連東京奧運會也無法參加,您有什么辦法能夠推進兩個聯賽合并嗎?”
川淵三郎反問道:“你們有沒有想過,合并后的聯賽會是什么樣的?”小浜元孝一下被問住了。川淵三郎說:“你們一直只想著推進兩個聯賽的合并,卻從來沒想過合并后的聯賽應該是怎樣。球隊們沒有對未來的愿景,自然沒有合并的目的。”
川淵三郎還分析道:“就現狀而言,nbl的許多球隊都有企業背景,他們有豐厚的資金,也能吸引到頂尖的球員,但是人氣并不高;BL的球隊與城市和社區結合得很緊密,也很注重與球迷之間的互動,在他們看來社區是他們的根,但是他們沒有錢。你只有找準他們的痛點,才能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隨后,川淵三郎還給出了各種各樣的建議,內容涵蓋半職業球員的注冊方式、球隊是否采用中性名、聯賽的商業開發與財務等方面。雖然只是一次簡單的會面,但川淵三郎作為一個非籃球圈人士,卻給出了相當完整和成熟的建議。隨后小浜元孝便向主管單位做出了匯報。
幾天后,也就是2015年1月13日,80歲的川淵三郎被任命為特別工作組的主席。
2015年1月28日,川淵三郎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在會議之前,川淵三郎告訴大家會議大概要持續4個小時左右,但他攜帶的提案書卻只有2頁A4紙,沒有封面。第一頁寫滿了他對合并后的聯賽的設想,第二頁則是合并后如何妥善處理選手的待遇問題、聯賽體系如何容納現存的47支俱樂部,以及具體的開賽時間。
一名與會工作人員說:“還記得那天,與其是開會,不如說我們是在聽川淵三郎在給我們上課。他僅憑著兩頁紙就講了很長時間。我認為在場的一半人沒有聽川淵三郎的講話內容,只是單純的被他吸引。等到會議結束的時候,對聯賽合并持反對或消極意見的只剩下不到10%,大家都對川淵三郎描述的那個理想的籃球聯賽充滿了期待。”
按照川淵三郎的提議,新的聯賽體系將分成三個等級,足以容納nbl和BL以及NBDL(日本國家發展聯賽)的47支球隊。同時川淵三郎還提出,為了增加球隊的地域歸屬感,將限制球隊搬遷主場,頂級聯賽的球隊必須在特定的主場至少進行全賽季80%的比賽,次級別則為60%。
同時,川淵三郎還照顧到了nbl聯賽和BL聯賽兩個聯盟的感情。在組建新的聯賽體系時,他沒有使用合并的字樣,而是規定只有退出了這兩個聯盟才能加入新成立的聯盟,等于是給兩個聯盟和各支球隊留足了面子。同時,這樣做也規避掉了兩個聯賽此前存在的債務問題。
就這樣,2015年4月1日,新組建的日本職業籃球聯盟正式成立,困擾日本長達十年的雙聯賽問題得到了解決。川淵三郎也被正式任命為日本籃協主席,并擔任日本職業籃球聯盟最高顧問。此后國際籃聯兩次率代表團來到日本考察,并高度贊揚川淵三郎的工作成果。同年6月,鮑曼宣布解除對日本籃協的處罰。
川淵三郎對日本籃球的再造之功令世人驚嘆。2016年,日本B聯賽正式開賽,同年,講述川淵三郎籌備B聯賽的《B聯賽的誕生——日本籃球的奇跡》一書正式出版,成為當年的暢銷書之一。在書中,川淵三郎有了一個新的稱號:“日本籃球的救世主”。
其實川淵三郎在日本籃協并非始終順風順水。在B聯賽籌備過程中,曾有人質疑川淵三郎是把在足球領域的經驗硬套在了籃球上,這樣做是對日本籃協的63萬注冊人口的不尊重。
對此,川淵三郎毫不留情的回擊道:“我帶來的都是成功的經驗,你們作為失敗者有什么資格質疑成功的經驗和先進的理念呢?縱使日本籃協有63萬注冊人口,但按照你們的管理辦法,日本籃球都快和國際籃壇脫節了,人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早在擔任日本足協主席的時候,川淵三郎便制定了日本足協的理念:“通過足球創造豐富的體育文化,為人們身心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這一理念也被寫進了《日本足球百年計劃》當中。而在B聯賽成立之后,川淵三郎也把這一理念帶到了籃球圈。他曾在一個月內走遍了B聯賽所有的籃球場,并在現場提出改進意見。
川淵三郎非常推崇“競技場文化”,他說:“最好的競技場是什么樣的呢?我想在那里你不僅可以看比賽,還能一起買東西、吃飯。競技場是讓人們放松和社交的場所,在這里結識到的朋友越多,也就越能促進城市的發展。如果大家不支持這一理念,沒有強大的團隊支持這一觀點,那么體育事業就不會取得成功。”
川淵三郎還動用自己的人脈來為B聯賽造勢。B聯賽元年結束后,川淵三郎請來日本足球名宿前園真圣來作為B聯賽的嘉賓,也讓B聯賽收獲了不少的關注度。這幾年來,幾乎每年都有足球或棒球明星應邀來到聯賽B現場為其站臺。在川淵三郎的幫助下,日本籃球終于艱難地從足球和棒球中間搶到了一點市場份額。
為了推廣也是拼了……
同時,川淵三郎還做到了讓B聯賽財務透明的這一承諾,這一點也讓B聯賽的商業價值得以更加直觀的體現。雖然這一決定曾經被日本籃協的一些工作人員反對,但川淵三郎還是發揮了自己的“獨裁”,將這一決定推行了下去。
實際上,外界對于川淵三郎的“獨裁”一直頗有微詞,但川淵三郎卻從未與任何聯盟的高管發生過爭執。川淵三郎的繼任者三屋裕子曾說過:“雖然川淵三郎是一個很固執的人,說一不二,但是如果你堅持原則,并且能夠說服他的話,他也會向你低頭。”
在日本職業籃球聯盟成立一個月后,川淵三郎便把聯盟主席一職讓給了三屋裕子,自己專注于日本國家隊層面。他一邊關心B聯賽中球員的發揮,同時也從外籍球員當中尋找可以歸化的球員。張本天杰、加文-愛德華茲等都是他的手筆。
不過,雖然日本是實質上的移民國家,歸化球員的難度和門檻都相對較低,可川淵三郎絕不“剜到筐里就是菜”。盡管現在各國歸化蔚然成風,但川淵三郎在歸化的問題上還是延續了管理足球時的思路:歸化是保持整體競爭力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籃球人才青黃不接的時候,歸化固然是必然舉措。不過隨著本土球員結果旗幟,自然也沒有進一步歸化的必要了。
盡管今年已經86歲,但川淵三郎仍然在工作。2022年3月,他出任日本自行車聯盟名譽顧問。據說他擔任這一職位的初衷,是他不相信亞洲人在騎自行車這方面比不過歐美人。
日本體育界普遍有著濃厚的亞洲情結,川淵三郎也是一樣。他做什么事都很多時候都是以一個亞洲人的視角出發的。比如在管理足球的時候,他提出了“提攜國政策”,制定了“東南亞等提攜國球員在J聯賽踢球不占用外援名額”的規則,從而實現亞洲足球整體提升。
當然,川淵三郎也是中國足球迷最熟悉的日本足球人之一。當中國足球遭遇重大打擊的時候,就會有人去采訪川淵三郎。前幾年川淵三郎總是知無不言。直到去年,或許是同樣的話說了太多次,川淵三郎自己也煩了,他說:“我曾經預言,說中國會是第一個拿到世界杯冠軍的亞洲國家。可現在來看,中國的水平和20年前一樣沒有進步。可能是薪水太高,球員安于現狀,沒有動力出國踢球。我說過很多次中國的問題,也給過解決的辦法,可惜中國足球從來沒有改變過。”
或許在未來,川淵三郎還會以籃球或是自行車專家的身份,給中國的從業者提出意見的。畢竟就如川淵三郎自己說的那樣,“我不想把我的一生都花在足球上”。
